“后疫情+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后疫情及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凸显的矛盾
如果做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说，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也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使社会继续保持发展。这个阶段是从武汉解封开始划分出来的。虽然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在不断地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进行决定性的局面控制。做到基本控制后，到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其中的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2022年，防病的疫苗应该可以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义无反顾地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正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由此激发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国人的需求水平升级，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看，明显表现在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最初重点解决基本的“吃穿用”，升级为大众越来越多的“住行学”需求，即需要解决住房、出行以及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需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等。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我们要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所谓不充分将永远存在，关键是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和挑战，是由结构的不平衡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出的。例如健康产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当然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如果能够把非市场部分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和短缺性
我认为，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体上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供需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例如，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端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这种迫切要求，所以近些年来“体检”产业得到很大发展，早已出现产业化的特征，但仍供不应求。据我观察，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已成名的体检系统，现场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医院体检的供给能力虽然在提升，但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体检还主要是在城镇区域发展。其实，农村区域并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是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面。我国14亿人，现在能够到慈铭、爱康等体检机构去接受系统体检的还是少数，以后还要给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提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是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如何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总结了很多模式或经验，但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探索，要继续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医难”、“ 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毋庸讳言的：老百姓看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找“黄牛”去解决挂号的问题。由此产生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医院去，我们那里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现象都表明高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第一，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的市场化。有的同志主张，整个医疗系统应该由国家包起来，国家可以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服务系统改为全民免费医疗，那就是美好生活。这个主张恐怕过于简单化了。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而是涉及这个系统和机制是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据我了解，它确实有某种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肯出院等等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这类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就不是好的机制，在肯定它有可取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它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第二，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都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在中国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直率地抨击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政府内部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产生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去对接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的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如何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从实际的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让健康产业发展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最近我听到一些案例。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同步可以做。在几千公里之外，由高水平的医生完成偏远地区过去完全不可能做的手术，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了很多现在有可能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到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这些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个视角，“两新一重”的建设。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之中。“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迈上新的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进步更快。不必讳言，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如果我们的新基建做得好，在若干年内有可能在中国支持研发投入的情况下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从而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它也要支持整个全局中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全都聚焦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共同开发，这将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包括政策性融资，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我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过去一直是政府牵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更多的资金由体制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积极性以后来筹集，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
显然PPP机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中。这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是对接的。要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和我们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继续明显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先在总量上超过它。美国经济增长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这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如处理得好，“新常态”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中高速的状态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将起到创新的龙头作用，一定要跟上硅谷开启的这个潮流，紧抓不放。如果说高端芯片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
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这绝不是有人臆想的所谓风向变了。基本精神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
我觉得，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是要以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形成一个“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在供给侧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在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中，率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一大突出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将涉及对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等，都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消除和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信在城市运营建设中提出“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也高度认同。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的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要政府牵头来做的顶层设计。现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对此无法回避。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建设项目，它们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层面。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做出一种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要求来做，虽然投资可能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下来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有清晰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与“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它既需要是“海绵城市”的，又需要是“综合管廊”的，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
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往下稳一稳，现在特别迫切地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所谓PPP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不过，关于PPP的立法一再拖期，已经说了几年的“条例”也仍没有出台。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法治化环境，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在投资中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运作。我曾专门调研过中信城市运营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
第三，在外贸方面，我们要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博鳌将要建设的外交医养园区，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规划得好，这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就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在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好、运用好。
*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